77年前，美国将两颗原子弹分别投放在日本的广岛与长崎，彻底摧毁了日本的战争力量，也使得这场长达数年的疯狂侵略战争宣告结束。然而，即便到今天，依然有不少日本人认为美国的这一举动过于残酷，致使大量无辜平民丧命。对此，美军的回应是：“原子弹下无冤魂。”在二战期间，成千上万的日军在海外进行烧杀掳掠，而与此同时，日本本土的女性也同样陷入了战争的狂热，做出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举动。

1931年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，日本开始向中国东北大规模调兵进驻。其中有一位刚刚结婚不久的中尉井上清一，他与妻子井上千代子正度蜜月。两人的感情正浓，正是亲密无间的时期，可一想到即将离开妻子，井上清一不禁产生了厌战情绪，心生不愿返回战场的念头。井上千代子得知后，并未像普通妻子那样劝慰丈夫，而是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：她在丈夫出征前夕，用小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。

千代子留下了一封长达万字的遗书，其中写道：“我内心充满了无法言表的喜悦。如果非要说为何感到喜悦，那便是因为在明日你出征之前，我能以这种喜悦的心情离开这个世界，从此不会再成为你心头的牵挂。”千代子选择自尽的目的，是想要激励丈夫，使他在远赴中国战场时能够没有后顾之忧，完全投入为天皇和国家效忠的使命。她的这一举动虽极其不同寻常，却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巨大轰动，成千上万的日本民众被她的行为深深打动，许多女性由衷敬佩她，甚至自发组成了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女性组织——“大日本国防妇人会”，为支持侵华日军提供后勤保障。

“大日本国防妇人会”在其巅峰时期，拥有高达1000万的会员，全部为女性，负责向前线的士兵送信慰问，照顾伤员遗属，甚至鼓励女性嫁给那些受伤的士兵或残兵。而井上千代子作为“昭和烈女”的象征，成为了日本女性的楷模，她的事迹被广泛传播，甚至在一次专门的纪念会上，时任日本皇后也亲自出席，以示对她的敬意。许多女性在她的感召下，志愿为日军提供“慰安妇”或“看护妇”等服务。

井上清一，在中国参战后，深受妻子行为的激励，成为了一个极其残暴的日军指挥官。1932年，他参与了“平顶山惨案”，造成3000多名中国无辜百姓死亡。井上清一的事迹以及妻子的激励，深刻影响了很多日本女性，战时她们对战争的狂热与追随逐渐到了病态的程度。

在日本，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，本已较为稀少的男性人口进一步减少，政府开始高度重视生育问题。日本当局通过各种宣传手段，将生育视作国家荣誉，迫使女性成为“生产机器”，为国家不断增添“皇国”的子孙。在这种氛围下，未婚未育的女性遭遇了巨大的社会压力，甚至如果生了女孩，也会被视作不忠国的表现，因为女儿无法上战场，不能为国家贡献力量。

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日本政府为了树立典型人物，每年都会评选出“皇国之家”——指的是家庭中有两名或以上成员在战场上阵亡的家庭。这样的事情本应是悲痛的，但在政府的鼓动下，反而成了病态的荣耀标志。许多母亲因未能生育出儿子而愧对国家，她们深感自责。某位母亲在信中写道：“我多么希望为国家生个儿子，可惜连个女儿也没有生。我像这样的‘石女’愧对丈夫、愧对国家，每天都感到自己极端不忠，痛苦至极，恨不得粉身碎骨。”在当时的日本，生孩子不再是为个人家庭，而是为了国家，女性们甚至被要求不加节制地生育，等孩子长大后便“无私地”送他们去战场。

东史郎是二战后写下回忆录的日本士兵，他回忆起自己出征前夕，母亲送行的情景。东史郎当时年仅25岁，而母亲对儿子即将参战毫无不舍，只是平静地说：“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，你开心去吧！如果不幸被‘支那兵’抓住了，就切腹自尽！我有三个儿子，你死了也无所谓。”话音刚落，母亲便亲手递给了他一把匕首。东史郎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母亲的伟大深深打动了我，我发誓要为国家赴死。”这一母亲的冷漠与坚决并非个例，许多母亲对儿子的死亡早已麻木，甚至认为儿子的死是荣耀。

住原武东是一个普通的日本母亲，她有五个儿子，四个在战争中牺牲。长子幸存，而其他四子相继死于战场。住原武东成为了日本政府和媒体推崇的典型母亲，媒体大肆报道她为“军国之母”的事迹，许多女学生纷纷以她为榜样，表示也要成为像她一样的“日本之母”。

1940年，藤田多美子，一位年轻的女学生，因深受战争狂热的影响，最终选择自杀。在她的遗书中，她写道：“参观空军学校的成立仪式后，我感到自己作为女性的生命实在微不足道……我愿为军队献上自己的生命，祈愿所有空军的飞行员平安无事。”藤田的自杀以及她的遗书，深刻反映了战争对日本女性的巨大影响。

在战争期间，像“大日本国防妇人会”这样的军国主义妇女团体在后方做出了大量贡献，她们不仅为侵华日军提供了后勤保障，还组织募捐、鼓励结婚与生育，甚至推动女性嫁给残兵或多生孩子，以支援国家的战争机器。站在日本的角度，她们的确为国家提供了巨大的支持。然而，从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，这种社会氛围的推动，使得许多女性成了战争的参与者，支持者，甚至是战争罪行的间接帮凶。